两年一度的上海自然科学牡丹奖不久前举行颁奖仪式。有6位年龄在43至45岁的中青年科学家由于在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而获奖。在这6位中青年科学家中，有5位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其中，复旦大学数学系郭坤宇教授是四川大学的博士；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邵正中教授是复旦大学的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陈效双研究员是南京大学的博士；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罗利军研究员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孟光教授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博士。郭坤宇博士提出的理论被国外数学家称为“郭方法”、“郭理论”；邵正中博士发现了蚕丝与蛛丝性能差异的秘密，为人工制备超级纤维“生物钢”提供了理论依据；陈效双博士建立了网络漂移过程新模型，为风云系列卫星的正常发射提供了依据；罗利军博士选育出我国南方第一个旱稻品种和世界上第一个旱稻不育系，实现了杂交旱稻零的突破；孟光博士发展了故障旋转机械的动力学理论和诊断方法，建立了微尺度下摩擦、磨损和动力润滑的新理论。
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能够作出如此卓越的贡献，建立如此辉煌的功勋，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无比的骄傲！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用现在流行的词汇来说，是土生土长的草根人才；相比于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洋博士”来说，是“土博士”。这批草根人才的成长，说明我们国家有能力和实力培养优秀的人才。我们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恢复和建立学位制度的时间不长。所以早期指导博士生的导师有的本身没有博士学位，能够指导博士生有点不可思议。因此有人主张，我们的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办好本科，而把大学毕业生送到国外去攻读博士。现在看来，这一主张并不足取。的确，国外的著名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100-1109年，剑桥大学建于1200-1209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耶鲁大学建于1701年，意大利的罗马大学建于1303年，博洛尼亚大学建于1000年代。他们的确有很多优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果我们的大学与他们比历史，我们望尘莫及。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使我们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能够与国际科学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驾齐驱。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完全没有必要自惭形秽。
土生土长的草根人才最根本的特点是深深扎根于伟大祖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肥沃土壤。他们的理论来自实践。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们是伟大的实践者，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最了解实际生活的需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了解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因此他们拥有独特的创新潜力，能够有的放矢地、实事求是地从事科学研究，比较快地取得研究成果并且善于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土生土长的草根人才一方面可以通过全球网络系统获取国际学术信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或者作为访问学者直接参与学术前沿的高端研究，实际上就是土洋结合，洋为中用。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既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不会心挂几头，甚至“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
因此，土生土长的草根人才是我们的主力军。
此次获奖者中还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张旭研究员，他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然后到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毅然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现在通常被人们戏称为“海归”。张旭领导的研究团队揭示了吗啡镇痛作用新原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细胞》杂志上。这个国际权威科学刊物在过去25年从未发表中国科学家的论文，2005年却接二连三地发表论文。毫无疑问，“海归”是我们重要的科技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我们肯定要不断吸引海外的人才回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按照科学人才观，不论“土博士”还是“洋博士”，都是我们国家宝贵的人才。在用人的政策和机制方面，我们既要重视和依靠土生土长的草根人才，又要伸开热情的双臂欢迎海外赤子回来报效祖国。现在，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味追求“洋博士”，厚此薄彼，厚“洋”薄“土”，甚至不惜重金请个洋菩萨来空挂名，而让草根人才干实事，出现了“招进女婿，气走儿子”的怪现象。其实，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关键要看真才实学和事业心、责任感，是不是能够取得成就，作出贡献。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仔细想想，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的根也在祖国，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草根人才。他们在国外学到本领，如虎添翼，是我们极为珍贵的瑰宝！
出处：东方网
